从骑着自行车去邮局寄稿子,到30年推出100余部作品,到多次获得国内国际重要文学奖项,多年来,贾平凹因小说成就大名声,也因小说遭受大毁誉,但无疑已成为“一字千金”的文坛领军人物。
谈亲情: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
“作为父母,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。第一句,是一副老对联: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。做对国家有用的人,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。好读书能受用一生,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。第二句话,仍是一句老话:‘浴不必江海,要之去垢;马不必骐骥,要之善走。’做普通人,干正经事,可以爱小零钱,但必须有大胸怀。第三句话,还是老话:‘心系一处’。在往后的岁月里,要创造、培养、磨合、建设、维护、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。”
在女儿的婚礼上,贾平凹用这样三句话,寄望自己的女儿女婿。
贾平凹自称“丑陋的汉人”,在我眼里却是个“鬼才”。从这三句话里,也可以见到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哲学。
在贾平凹的心目里,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。父亲是个乡村教师,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。父亲对家里人都严厉得很,尤其对作为长子的贾平凹非常严格。
“从上大学一直到父亲去世前,漫长的二十年中,只要我回去,哪怕明天早上要走了,父亲前一天晚上肯定要开一个家庭会议,把妈妈弟弟妹妹都叫上,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,跟孩子们讲人情世故,讲单位的事情怎么好好干,对人家长辈怎么尊敬,做人应该怎样善良宽容,怎样要谦虚不要张狂等等,就是说这些事情。这些老话,今天说了明天可能还说,所以大家都在那儿打盹。最后才说,到时候了吧,晚了,一点了,该睡了,大家才散了睡了。每次都这样,长长短短几个小时。”
父亲的严厉,从某种意义上讲,成就了贾平凹。对父亲的敬畏,使贾平凹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,以后更成了一个文坛的领军人物。父亲日日夜夜跟他唠叨的“做人要宽容、要善良、要谦虚、要好好干事”,影响了他的一生。在以后的日子,更成为了他的财富。
然而作为父亲,面对女儿的任性和淘气,贾平凹却显得有点束手无策。
在大女儿12岁时,看到被弄得一团糟的桌子,贾平凹亲笔写下“教女书”,列出了七条规定,“警告”女儿说:“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!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”,“你要乱,我帮你弄得更乱,你看看舒服不舒服!”贾平凹还把书桌弄得更乱,以“示”女儿。这哪是“教女书”?分明是治安管理条例,与其说是在管教孩子,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施行报复的“恶作剧”。笨拙的办法毫不见效。第二天,他就在女儿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,展开一看,原来是亲笔写下的“教女书”!女儿对父亲的“手谕”不屑一顾,揉成一团,丢在一边。
贾平凹坦言:作为一个丈夫,作为一个父亲,自己确实做得不好。像现在的小女儿,一星期见不了几次面,他回家时女儿睡着了;他还在睡呢,女儿早上起来上学去了,所以小孩对他不亲热。她妈说“接你爸电话”,她回答说“不接!”有一次早上,太太跟他说,哎!你娃表扬你了,说爸爸买的书漂漂,就是漂亮的意思。女儿对他最满意的一次,就是这次买书,还不是做父亲的亲自买的!
贾平凹的创作,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。早上带着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去工作室,中午随便一吃,晚上才回家。因为忙,贾平凹平常很少带孩子,也很少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玩,一有时间,自己总想安安静静呆着。因为经常顾不过来,有时贾平凹就跟太太讲:“你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,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,也经常顾不上家嘛,你权当咱也是个干部,是个市委书记嘛。”
谈友情:相见亦无事,不来忽忆他
“相见亦无事,不来忽忆他,这就是朋友的境界。”
贾平凹用质朴的语言,诠释着友情的真谛。
贾平凹的朋友很多,上至高官,下至普通百姓,文学界的、商界的、收藏界的、书画界的、老乡界的、同学界的,三教九流,无所不包。他将自己的朋友归为两大类:“一类是生活关照型。人家给我办过事,比如买了煤,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,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,介绍孩子入托。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。或许人家帮我的多,或许我帮人家的多,但只要相互诚实,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,我们就是长朋友,久朋友。一类是精神交流型。或是我慕他才,或是他慕我才,在一块谈文道艺,吃茶聊天。”
贾平凹又认为,对待朋友不能像对待亲人,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那样要求他们,这样的话就做不成朋友了;同样,对待亲人也不能像对待自己一样,起码得有一颗宽容的心。他能做到一点,就是背后决不臧否他人,永远没有害别人的心思,能帮人家尽量都帮。他坚持认为,作为一个人,一要比较善良,再一个能大度、能宽容。这两点他都能做到,所以他的朋友还多。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贾平凹把朋友看得非常重要,为此冷落了亲戚,甚至父母和妻子儿女。可他渐渐发现,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,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身上的每一个痣,不一定了解他的心;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他的心,却又常常拂他的意。快乐来了,最快乐的是自己。苦难来了,最苦难的也是自己。
朋友也会不停地变换,如四季,走的走,来的来,面前总有几张板凳,板凳总没空过。贾平凹感叹,经久不衰的朋友虽然也有,但相对就少了。朋友之中,有危难时护佑过他的朋友,有贫困时周济过他的朋友,有帮自己处理过鸡零狗碎事情的朋友,有利用过他又反过来踹他一脚的朋友。成他事的是朋友,坏他事的也是朋友,但难处理的是那些帮他忙越帮越乱的人,是那些对他有过恩却又没完没了地向他讨人情的人。
贾平凹是个不喜热闹的人,但几年十几年交下来,人内心里都认了他。雪夜踏访虽是至高境界,但内心的认同不也同样重要吗?贾平凹与三毛的友谊,就是一个例子。两人虽然只有信件来往而素未谋面,但彼此都认为是可以交流文学、交流灵魂的朋友。1991年1月15日,三毛自杀后的第11天,贾平凹还收到了三毛的来信。贾平凹流着泪水写了《哭三毛》。
谈乡情:用新作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
“我感激故乡给了我生命,把我送到城里,每每想起故乡那衰败的老街,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,火不起焰,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,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,要为故乡写些什么。我以前写过,那是整个商州,真正为棣花街所写的东西太零碎太少。我清楚,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,我将越来越陌生。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。”
在刚刚出版的第12部长篇小说《秦腔》中,贾平凹说,他有着这样的“私心”。
耗时三年时间,动笔写了一年零九个月,因为不会电脑,《秦腔》50万字,改抄了三遍,等于写了150万字。创作过程特别累,使贾平凹感到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,甚至决定起码若干年内不再写长篇小说了。今年的计划就是积累素材,到陕南陕北走走,采采风。
故乡商洛和商洛的棣花街,是贾平凹心中不解的情结,是寂寞时光中永恒的乡愁。
棣花街,在陕西东南部,沿着丹江往下走,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。贾平凹出生在那里,长至19岁,直到1972年在水库工地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。
这19年的生活,给贾平凹的人生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。贾平凹至今仍称自己是农民,是进了城的农民。比如说不会用电脑,用手机只会接、听、看信息,却不会回信息。
贾平凹说,在《秦腔》中,棣花街化名“清风街”,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,讲述故乡的现实,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,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、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,被称为“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”。
贾平凹说,自己对于西北的农村、农民和土地非常了解。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农村去,他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,所以他在早期写了《腊月·正月》、《鸡窝洼人家》、《小月前本》和《浮躁》,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农村停滞不前,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。他去过许多农村,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。以前故乡的树木少,草一长出来就割掉了,喂牛喂猪当柴火。现在再回去,发现树木特别多了,草也长得多。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,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,见不到有生气的东西,显得很荒凉,让人觉得有一种悲凉的感觉。
如同没有了火,就没有了烟。贾平凹焦虑地说,他感到故乡似乎漏气了,大部分农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,吃饭问题也解决了,但没有了人气,也没有了地气。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他的心头,让他忧患、矛盾,又无可奈何。“你永远住在大上海,想象不来那个西北农村的样子,你人在苏浙也想象不来。”
从《商州》到《浮躁》再到《秦腔》,贾平凹的目光总是深深地眷恋着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。故乡孕育了他的生命,给了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,因为对那儿很熟悉,就是离开了,心还是经常回去。这些年,他不断地为老家修公路、建希望小学奔走,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,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。老家的信息不停地传过来,家乡人住在城里的也特别多,经常有来往。母亲年纪大了,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,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发生的事情,老人记得特别清楚。他写作的很多材料,都是从母亲的讲述和与母亲的交谈中无意得来的。
贾平凹现在时:《秦腔》并非封笔之作
上世纪90年代后,贾平凹一直在写长篇。《秦腔》写了一年零九个月,四易其稿。这也是53岁的贾平凹的第12部长篇。虽然是文坛有名的病人,但贾平凹旺盛的生命力使人惊叹。他每两三年、甚至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。
“《秦腔》并非我的封笔之作。”就社会上流传他要封笔的说法,贾平凹澄清说:“创作《秦腔》的过程特别累,所以当时出版社来取稿时,我说,以后可能很少再写长篇了,起码若干年内不再写长篇小说了,但并不是封笔不写文章了。”
贾平凹目前状态不错。当问到他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时,他说自认性格内向,不善言谈,不喜交际应酬,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,总习惯拿起笔。觉得还能写,就一部部地写下去。但近两年不准备再写长篇了,会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。今年主要想到陕南陕北走走,采采风,积累一些创作素材。
对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,贾平凹表示关注。他说最怕自己思想过时,害怕被文坛淘汰。要学习,当然应该向青年人学习。对青年作家,包括8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,他会找来读。他还在自己主编的《美文》杂志推出了“少年版”。
对当下较为流行的用写实主义手法描绘底层生活的写作,贾平凹认为,这类作品信息量大,传达的社会信息多,所以读者也多。如果作品传达的是不关社会痛痒的事,读者不会很多,作品意思也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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