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

　　山，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。施惠于民，是君主的崇高行为。慈爱，是父母的崇高行为。忠君，是人臣的崇高行为。孝亲，是子、妇的崇高行为。所以，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，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，父母慈爱不懈则子、妇孝顺，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，子、妇孝亲不懈则有美名。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，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。懈，就达不到。所以说：“山高而不崩，则祈羊至矣。”　　　渊，是众物生长的地方。渊深而水不枯，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。君主，是人们所仰望而赖以生活的，能宽大纯厚而不苛刻刚愎，人民就会归附。父母，是子、妇都要接受其教育的，能慈爱教训而不离开正理，子、妇就会孝顺。臣下，是为君主服务的，能尽力事奉君上，就合君主的心意。儿子儿妇，是安养父母的，能孝悌顺亲，就合父母的心意。所以，渊枯竭而无水，投玉求神的就不肯来；君主苛刻而不宽厚，百姓就不肯归附；父母残暴而无恩，子妇就不亲；臣下怠惰而不忠，就遭到屈辱困难；子妇不安养双亲，祸患就要来临。所以，渊水不枯竭。所要求的就可以来到，枯竭，就不会来。所以说：“渊深而不涸，则沈玉极。”　　　天，覆育着万物，控制着寒暑，运行着日月，安排着星辰。这是天的常规。天总是依理行事。终而复始。君主，统治万民，治理天下，统率百官，这是君主的常规。君主总依法治事，终而复始。和睦子孙，团结亲戚，这是父母的常规。父母总是依义行事，终而复始。敦敬忠信，这是臣下的常规。臣下应当以此事奉君主，终而复始。亲爱且善养父母，尊敬并接受教导，这是子妇的常规。子妇应当以此事奉双亲，终而复始。所以，天不失其常规，寒来暑往就恰当其时，日月星辰就正常有序。君主不失其常规，群臣就行其正义，百官尽其职守。父母不失其常规，子孙就顺从，亲戚就和睦。臣下不失其常规，办事就没有过失，而且官吏称职政务得治。子妇不失其常规，就长幼有序，而亲疏和睦。所以按常规办事就治，不按常规办事就乱，天从来不曾改变它的常规，因而总是处于“治”的状态。所以说：“天不变其常。”　　　地，生养万物，这是地的法则。治理和安定百姓，这是作君主的法则。指导和监护家事，这是作父母的法则。对君主正谏死节，这是作臣子的法则。对父母尽力供养，这是作子妇的法则。地不改变它的法则，所以万物生长。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，所以百姓安宁。父母不改变他的法则。所以家事得治。臣下不改变他的法则，君主就可以没有过失。子妇不改变他的法则，双亲就被奉养得周到。因此，遵照法则办事就平安，不遵照法则办事就危险，地从来不曾改变它的法则，因而总是处于安定的状态。所以说：“地不易其则。”　　　春天，阳气开始上升，所以万物发生。夏天，阳气完全上升，所以万物成长。秋天，阴气开始降临，所以万物收敛。冬天，阴气完全降临，所以万物藏闭。故春夏生长，秋冬收闭，这是四时的节令。赏赐刑罚，这是君主的节度。四时从没有不实现生杀的。君主从没有不进行赏罚的。所以说：“春秋冬夏，不更其节也。”　　　天，覆育而控制着万物；地，承载而生养着万物；四时，生长而藏闭着万物。从古至今，从来不改变这个常规。所以说：“古今一也。”　　　蚊龙，是水虫当中的神灵。有水，神就立；失水，神就灭。君主，是天下有权威的人。得人民拥护就有权威，失去人民，权威就消失。蚊龙得水而后才有神灵，君主得人民拥护而后才有权威。所以说：“蛟龙得水，而神可立也。”　　　虎豹，是兽类中最凶猛的。它们居住在深林大泽之中，人们就畏其威力而看重它们。君主，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。深居简出，人们就害怕他的势力。虎豹若离开深山幽谷而与人接近，人们就会把它捕起来而无视它的威力。君主若离开朝廷而与人民靠近，人民就轻慢他而不怕他的势力。所以说；“虎豹托幽，而威可载也。”　　　风，是吹拂万物的。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。雨，是淋湿万物的。雨，下起来，不管大小强弱。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，风吹雨下，没有既定方向，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。所以说：“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。”　　　人君之所以做到令行禁止，一定是因为“令”发在人民所好的方面，“禁’’行在人民所恶的地方。人之常情没有不爱生而恶死的，也没有不爱利而恶害的。所以君主发令是使人生存和对人有利，命令就能推行；君主行禁是禁止杀人和禁止害人，施禁就能制止。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，必须是民乐其政，才能够推行下去。所以说：“贵有以行令。”　　　人君之所以能使百姓尽力而亲近自己，必须为天下致利除害。所以要把德泽加于天下，恩惠施于万物，使家庭得以安居，群生得以养育，这样，万民便愿意尽力而为君主效劳。他们在家里努力耕作以充实国家仓廪，在战场尽节杀敌以保卫国家疆土，即使劳苦卑辱也是不敢叫苦的。这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忘其卑贱的原因。所以说：“贱有以亡卑。”　　　起居有定时，饮食有定量，寒热得当，则身体好而寿命长。起居无定时，饮食无定量，寒热调配不当，则身体弱而寿命短。人要懒惰而奢侈则贫，勤劳而节俭则富。事情是不会凭空而至的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所以说：“寿夭贫富无徒归也。”　　　法立而人民乐从，令出而人民接受，法令合于民心，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，君主就尊显。所以说：“衔令者君之尊也。”　　　君主出言合理，合于民情，臣民就接受他的指示。臣民接受指示则君主的名声显赫。所以说：“受辞者名之远也。”　　　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，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，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。不干扰，人民会自动守法；不劳累，人民会自动工作。所以说：“上无事而民自试。”　　　人君建立法度，公布职责，明确规范来统治他的臣民，而不是无用说话指挥，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。所谓抱“蜀”，指的是祭器。所以说：“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。”　　　锵锵而鸣的鸿鹄，是长得很美的飞鸟。因为美，所以人们歌颂它。德义，是一种行为上的美。因为德义美，所以人们喜悦它。人民所歌颂喜悦的，乃是美貌和德义，而明君和鸿鸽恰好具有这些。所以说：“鸿鹄将将，维民歌之。”　　　“济济”，指的是诚实庄重而果断；“多士”，指的是许多有才德的人。周文王诚庄事断，故国家安定。他的群臣明理佐助君主，故君主英明。君主英明而国家安定，国内都得到他的好处和恩泽，殷民也举首而拥护文王，愿意作他的臣民。所以说：“济济多士，殷民化之。”　　　殷纣王为君，劳民力，夺民财，危害人民性命，把残暴的法令强加于百姓，又把惨毒的使臣派往天下各地。所以大臣不亲，小民怨恨，天下背叛而愿为文王的臣民，这是纣王的自作自受。所以说：“纣之失也。”　　　不合乎法度规范，摇摆而没有定见，叫作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言论。这种言论，英明君主是不听的。就象对于没有法度的言论一样，英明君主是不赞成的。所以说：“蜚蓬之问，不在所宾。”　　　行“道”，君臣就亲近，父子就和睦，生命就繁育。所以明主的职责，在于行“道”，而不在小的事物上。燕雀，是事物中的小东西。所以说：“燕雀之集，道行不顾。”　　　明主的行动合乎理义，号令顺乎民心，诛杀与罪行相合，赏赐与功绩相称，所以他虽不用牛羊玉器祈祷于神鬼，鬼神也会帮助，天地也会支援，办什么事都得福。昏君的行动不合理义，号令逆乎民心，诛杀与罪行不相当，赏赐与功绩不相称，所以，虽用牛羊玉器祈祷于鬼神，鬼神也不帮助，天地也不支援，办什么事都得祸。所以说：“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。”　　　君主的功绩，就是使国家富强。所以，国富兵强，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，邻邦也惧怕他的威力，虽然不用珍贵的宝币交结诸侯，诸侯也不敢侵犯他。君主的罪过，就是使国家贫弱。所以，国贫兵弱，战则不胜，守则不固，虽然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，也不免于灭亡的祸患。所以说：“主功有素，宝币莫为？”　　　后羿，是古代的善射者。他调和好弓箭而坚持掌握着。他操弓时，审明其高下，掌握必能射中目标的规律，故能百发百中。明主就象后羿一样，调和其治国的法度，审明其当废当立而坚持实行，掌握必治的规律，所以能做到多办事而事多办好。规律，使后羿必能命中，使君主必能治国。射箭的表面动作，不过是弓弦发出箭枝而已。所以说：“羿之道，非射也。”　　　造父，是善于驭马的。他爱护自己的马，调节它的饮食，度量马力了解它的速度，所以能驶行远路而马不疲累。明君也同造父一样，善于治理他的民众，度量民力，了解他们的技能，所以建立了事功而人民不感到疲困。所以，技艺方术，使造父驶行远路，使君主建立功名。至于驭马的表面动作，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。所以说：“造父之术，非驭也。”　　　奚仲的制造车器，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，所以机轴都很合适，用起来牢固快速，成器坚固持久。明君同奚仲一样，言词动作，都合乎方法策略，所以，各项治理都很适当，上下互相亲近。“巧”，使奚仲能制成车器，使君主能治好国家。至于木材的砍削，不过是刀斧的动作而已。所以说：“奚仲之巧非削也。”　　　人民，有利则来，有害则去。人民趋利，就象水往下流一样，不管东西南北。所以，要招来民众，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，虽不招而民自至。如对他们有害，虽招而不来。所以说；“召远者使无为焉。”　　　统治人民要象父母一样，人民自然会亲近和爱戴。以纯厚来治理他们，用实惠来对待他们，虽然口里不说我亲近人民，人民也是会来亲近的。如把人民当作仇敌一般统治，人民自然就会疏远。治理他们不以厚道，对待他们没有实惠，欺诈和虚伪都用上了，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亲近人民，人民也是不会亲近的。所以说：“亲近者言无事焉。”　　　明君能使远者来而近者亲，作用在于内心。所谓“夜行”意思就是“心行”。能做到内心行德，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了。所以说；“唯夜行者独有之乎。”　　　作君主的，害人；作父母的，残暴；作臣下的，不忠；作子、妇的，不孝。这四项是人的大过失。有大过失在身，虽有小的优点，不得称之为贤。所谓平原，是指低洼的地面。虽有小的土堆，不能算作高。所以说：“平原之径，奚有于高。”　　　作君主的，惠民；作父母的，慈爱；作臣子的，忠君；作子、妇的，孝亲。这四项是人们的大德。有大德在身，虽有小过，不算不肖。所谓大山，是山中最高的。虽有小沟，不算作深。所以说：“大山之限，奚有于深。”　　　毁谤诽议贤者叫作“訾讆”，吹捧不肖之徒叫作“誓讆”。“訾讆”之人得用，君主的聪明就被蒙蔽，而毁谤或者吹捧的谗言就起来了。若是任用这种人管理大事，那就把事情办坏而祸患临头。所以说：“訾讆之人，勿与任大。”　　　明君考虑事物，为天下全局打算，这叫作谋虑远大。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，恩泽施布于天下，后世享受他的功业，愈久远而利益愈多。所以说：“譕巨者可与远举。”　　　圣人总是选择好可以说的话而后才说，选择好可以做的事而后才做。苟得其利而有后来之患，苟得其乐而有后顾之忧，圣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。所以圣人“择言”一定考虑其后顾之累，“择行”一定要考虑其后顾之忧。所以说：“顾忧者可与致道。”　　　小人，不用正道来讨人欢喜，他总是迎合君意而苟且取悦于君，追求财利而苟且得其财利。这样的人，得利虽然很快，祸患的来临也很急。所以圣人总是远离他而不使用的。所以说：“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，往而勿召也。”　　　办一件大事而为天下取得长远利益的，叫做“举长”。举长则受益的人众多，而德义的影响深远。所以说：“举长者可远见也。”　　　天的材器大，所以能兼覆万物；地的材器大，所以能兼载万物；人君的材器大，所以能容纳各种事物而使众人信赖。所以说：“裁大者众之所比也。”　　　贵富尊显，使人民拥戴感激，君主没有不愿意的。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，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，人民才可以感怀。所以说：“欲人之怀，定服而勿厌也。”　　　圣人要干一件工作，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，并估计其可能性。合于“义”则做，不合于“义”的则不做。有可能则做，没有可能则不做。所以他所做到的事情，常常是宝贵的。小人做一件事，不问它是否合乎理义，不估计可能与不可能。不义的做，不可能的也做。所以他所做的事情，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说：“必得之事，不足赖也。”　　　圣人对一件事情的承诺与否，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，并估计其可能性。合于“义”则承诺，不合于“义”则不承诺；有可能则承诺，没有可能则作罢。所以他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。小人则是不义也承诺，没有可能也承诺，一张口就一定承诺。所以他的诺言是未必兑现的。所以说：“必诺之言，不足信也。”　　　谨慎对待一家的事情，则可在一个家庭里有所建树；谨慎对待一乡的事情，则可在一个乡里有所建树；谨慎对待一国的事情，则可在一国里面有建树；谨慎对待天下的事情，则可在天下的范围有建树。因此，谨慎处事的范围小，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小；谨慎处事的范围大，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大。所以说：“小谨者不大立。”　　　海不排斥水，所以能够成为大海；山不排斥土石，所以能成为高山；明君不厌恶人民，所以能实现人口众多；士不厌学，所以能成为圣人。飺，就是挑拣食品太严重。纳谏，是为了安定君位的；吃东西，是为了强壮身体的。君主怕人进谏，君位就不安定；人们挑拣食品，身体就不肥壮。所以说：“飺食者不肥体。”　　　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梯的，这是不能废弃的话。天公平而无私，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；地公平而无私，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。不能废弃的话，也是公平无私的，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。所以，不能废弃的语言，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。所以说：“有无弃之言者，必参之于天地也。”　　　明君授官任事，用其所长，不用其所短，所以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。昏君不懂得事物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，而求全责备。比如考虑事情定计划，辩明礼义，是人之所长而却是猿猴之所短；爬高走险，是猿猴之所长而却是人之所短。用猿猴的所长要求人类，其政令就会失效而任务不能完成。所以说：“坠岸三仍，人之所大难也，而蝚蝯饮焉。”　　　明君做事，采用圣人的策划，使用众人的力量，而不用亲自去办。所以事成而得福。昏君自侍聪明，而不能运用圣人的策划；自己逞能，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；一意孤行，而不听正谏。所以事败而生祸。所以说：“伐矜好专，举事之祸也。”　　　马，是用来骑乘到野外跑路的。所以，虽不在野外跑路，在养马喂马上，也不能懈怠其事。人民，是用来守国杀敌的。所以，虽不适守土战争，在治民养民上，也不能懈怠其事。所以说：“不行其野，不违其马。”　　　天生有四时，地生有万财，它们以此养育万物而不取任何报酬。明君是与天地相比配的。他教育人民按时生产，鼓励人民耕织，以此提高人民生活，而不肯自矜其功，独占其利。所以说：“能予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”　　　懒惰简慢，以此事君就是不忠，以此事父母就是不孝，用此来办事就不成功。所以说：“怠倦者不及也。”　　　用规矩划方圆就能划成，用尺寸量长短就能量好，用法度、政策来治理民众就能安定。所以，事情不背于规范，其成效如神。所以说：“无广者疑神。”　　　事奉君主而不尽力就要受刑，事奉父母而不尽力就无人亲近，受业问学而不加倍努力就没有成就。所以，早上不努力求进，晚上就没有成果。所以说：“朝忘其事，夕失其功。”　　　内心信诚，名誉就美了；修身严肃认真，尊显就来了。内心不诚实，名声就坏了；修身简馒松懈，污辱就来了。所以说：“邪气袭内，正色乃衰也。”　　　为人君主而不懂君臣之间的道理来规正臣下，臣下就不会懂得作臣下的道理来事奉君主了。所以说：“君不君则臣不臣。”　　　为人父亲而不懂父子之间的道理来管教子女，子女也就不会懂得作子女的道理来事奉父亲了。所以说：“父不父则子不子。”　　　君臣相亲，上下协调，万民和睦，所以国君有命令，人民就会实行；上面有禁律，人民就不去违犯。君臣不亲，上下不协调，万民不和睦，所以令不能行，禁不能止，所以说：“上下不和，令乃不行。”　　　说话有信用，动作庄重，衣冠端正，臣下就严肃了。说话轻率，动作无礼，衣冠不整，臣下就轻慢了。所以说：“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。”　　　仪法，是万物的准则法式。法度，是万民的仪表；礼仪，是尊卑的仪表。君主的举动合乎仪法，政令就能推行；不合乎仪法程式政令就不能推行，所以说：“连退无仪则政令不行。”　　　作君主的，温良宽厚则人民爱戴他；整齐庄严则人民敬畏他。人民爱戴就同他亲近，人民敬畏就可以为他所用。人民亲近君主而又为君主所用，这是君主所最需要的。所以说：“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。”　　　君主能使人民生活安定，人民事奉君主就会象事奉父母一样。这样，君主有忧人民可以为他分忧，国家有难人民可以为国死难。若君主视民如粪土，人民就不会为他所用。君主有忧就不肯分忧，有难也不会死难。所以说：“莫乐之则莫哀之，莫生之则莫死之。”　　　人民之所以肯于守国杀敌至死而不后退，是因为君主对人民施加了厚惠。所以，君主施惠优厚，人民报答他也优厚；上面施惠微薄，人民报答他也微薄。如果施惠少而求索甚多，君主就不能从臣下手里得到，甚至父亲也不能从儿子手里得到。所以说：“往者不至，来者不极。”　　　道，是扶持万物，使它们生长发展，而全部完成它们生命的。所以它或者可以用来治乡，或者可以用来治国，或者可以用来治理天下。所以说：“道之所言者一也，而用之者异。”　　　了解“道”而用它来治理一个乡，使一乡父子相亲，兄弟和睦，习俗归正，使人民怀乐君上，安居乐业，成为一乡之主干的，这就是治乡的人材。所以说：“有闻道而好为乡者，一乡之人也。”　　　人民归附有道的君主，如同饥饿时重视食品，寒冷时重视衣服，暑热时重视荫凉一样。所以，有道则民众归附，无道则民众离散。所以说：“道往者其人莫来，道来者其人莫往。”　　　道，是用来改造人的自身而使人走向正理的。所以，一个有道在身的人，言语自能通达，行为自能端正，事君自能忠诚，事父自能孝顺，对人自能顺理。所以说：“道之所设，身之化也。”　　　天的道，满而不外溢，盛而不衰竭。明君效法天道行事，所以贵而不骄，富而不奢，行理而不懈。所以能长守富贵，久有天下而不失。所以说：“持满者与天。”　　　明君就是要解救天下灾祸，使天下危局趋于安定的。但救祸患与安危局，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为其所用，然后才能办得到。所以说：“安危者与人。”　　　地大国富，民众兵强，这是繁荣的国家。虽然已经繁荣，如果没有深德厚惠来安定它，没有法度策略来治理它，国家还不是他的国家，而人民也还不是他的人民。所以说：“失天之度，虽满必涸。”　　　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，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，上下离而不和，虽然表面安定，必将走向危亡。所以说：“上下不和，虽安必危。”　　　君主掌握天道，用来统治他的百姓，百姓就一心事奉君主，所以能够富贵而长久统治天下。如果违背天道，百姓就背叛而不服从，君主就危险而不得长久统治天下。所以说：“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，天下不可得而王也。”　　　人君努力积累学识韬略，遵行正理，则每日都有发展进步，以至于成就大的事业，而愚人是不理解的。昏君淫逸邪枉，每天干无道的事情以至于灭亡，而自己还不知道原因。所以说：“莫知其为之，其功既成；莫知其舍之也，藏之而无形。”　　　古代三王五霸都是利天下的君主，故自身贵显而子孙蒙其德泽。夏桀、殷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都是害天下的君主，故自身因伤而子孙蒙其祸害。所以说：“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”　　　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，以利人民。大禹亲身疏浚河道，铲高治低，以利人民。商场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，诛杀暴君，以利人民。他们的行动虽有所不同，其有利于人民则一。所以说：“万事之任也，异起而同归，古今一也。”　　　屋柱是新伐而又弯曲的木材，它不堪负荷而倒塌，人们并不埋怨，这是理该如此的。小孩子，是慈母所钟爱的，但他无缘无故地拆下屋瓦，慈母也要拿棍子打他。故理该如此的，虽房屋倒坍也埋怨不到它；而理不该如此的，拆屋瓦就一定要打棍子。所以说：“生栋覆屋，怨怒不及；弱子下瓦，慈母操垂。”　　　行事合于天道，出自公理，则远者都来亲近；废天道，按私心行事，则母子互相怨恨。所以说：“天道之极，远者自亲；人事之起，近亲造怨。”　　　古时候，周武王地方不过百里，战卒不过万人，但是能战胜攻取，立为天子，而后世称之为圣王，是因为他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。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海内，地方甚大，战卒甚多，而身死国亡，被天下所杀戮，是不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。故善于为国的，小就可以变大，贱就可以变贵。不善于为国的，即使当了天子，人们也会夺取的。所以说：“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。”　　　明君上不背天，下不废地，所以天给他有利的天时，地为他生产财富。昏君上违天道，下背地理，所以天不给他有利的天时，地也不给他生产财富。所以说：“其功顺天者，天助之；其功逆天者，天违之。”　　　古时候，周武王是天所帮助的君主，故虽土地小而人口少，仍然可以当天子。桀与纣，是天所抵制的君主。故虽土地大而人口多，仍然困辱而死亡。所以说：“天之所助，虽小必大；天之所违，虽大必削。”　　　与人交友，多行诈伪，不讲真实，苟且谋取一切，叫作乌鸦般的友谊。乌鸦般的友谊，最初虽然亲密，后来一定反目。所以说：“乌集之交，虽善不亲。”　　　圣人同人家结交，在朝上要看他如何事君的，在家里要看他如何事亲的，一定要根据可靠的条件，然后才与他结交。结交而不根据可靠的条件，以后一定背叛。所以说：“不重之结，虽固必解。道之用也，贵其重也。”　　　明君总是与圣人共同谋事，所以他的谋划得宜；与圣人共同举事，所以他的事业有成。昏君总是与不肖者共同谋事，所以他的计谋失误；与不肖者共同举事，所以他的事业失败。计谋失误与事业失败，这都是用人不可靠的过错。所以说：“毋与不可。”　　　明君用人总是衡量着每个人的力所能及，然后才加以使用。所以，命令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命令就能推行；使役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事情就能成功。昏君不衡量人的能力，命令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，所以命令不能推行；使役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，所以事业失败。令出而不行，举事而失败，这都是强加于“力所不及”的过错。所以说：“毋强不能。”　　　对于狂惑的人，若告诉他君臣之义、父子之理、贵贱之分，他非但不相信圣人的话，反而加以伤害。所以圣人是不肯告诉他的。所以说：“毋告不知。”　　　同不肖者共同举事，则事败；使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，则命令失效；把事理告知狂惑之人，则身受其害。所以说：“与不可，强不能，告不知，谓之劳而无功。”　　　常常用言语宣传他对人友好，对人亲爱和对人有德，以此与人交友就不会亲密，以此与人交往就不会结好，以此施德于人就不会赢得报答。所以说：“见与之友，几于不亲；见爱之交，几于不结，见施之德，几于不报。四方之所归，心行者也。”　　　明君不用他自己的智慧，而依靠圣人的智慧；不用他自己的力量，而依靠众人的力量。所以，用圣人的智慧思考问题，没有不了解的问题；用众人的力量举办事业，没有不成功的事业。能做到个人放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推动国事，那就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了。昏君独用他个人的智慧，而不依靠圣人的智慧；独用他个人的力量，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，所以他自身劳累而多遭祸患。所以说：“独任之国，劳而多祸。”　　　明君对内实行法度，对外实行理义。所以邻国亲近他，盟国信任他。有祸患邻国替他分忧，有危难邻国对他援救。昏君对内脱离人民，对外不取信于邻国。国有祸患没有人替他分优，国有危难没有人对他援救。内外都脱离了，孤立而无援，所以国弱而君辱。所以说：“独国之君，卑而不威。”　　　明君的治理天下，一定任用圣人，而后天下治；女人求嫁夫家，必须通过媒人，而后家事成。因此，治理天下而不任用圣人，则天下乖乱而人民不会亲近；求嫁夫家而不通过媒人，则名声丑恶而没有信誉。所以说：“自媒之女，丑而不信。”　　　明君，人们还没有见面就有了亲近之心，是因为他有使人亲近的治世之道。所以他总是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。所以说：“未之见而亲焉，可以往矣。”　　　尧舜，是古代的明主。天下人不厌倦地推祟他，不厌倦地赞誉他，历时久远而不忘记他，是因为他有使人民怀念不忘的治世之道，所以，他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。所以说：“久而不忘焉，可以来矣。”　　　日月，是照亮万物的。天空多有云气，掩盖的云层一多，日月就不那么明亮了。人君，就如同日月一样；群臣之中如果多奸邪之徒，树立私党，以蒙蔽君主，君主便不得明察其臣下，下情也不得上达。所以奸邪之臣愈多，君主愈受其蒙蔽。所以说：“日月不明，天不易也。”　　　山，是物中最高的。但地面险恶不平，山也就看不见了。人君，就象山一样。左右近臣结党营私，以蒙蔽君主，君主也就看不清了。所以说：“山高而不见，地不易也。”　　　人君讲话不违背民心，不违弃礼义，他的话便足以安定天下，人们是唯恐他不多讲的。如果讲出话来使父子不亲，使君臣疏远，伤害天下的大众，这便是不应再说的错话，明君是不讲的。所以说：“言而不可复者，君不言也。”　　　人君自身行事端正，对待臣下有礼，与人相处有信，做出事来可为天下的表率，人们是唯恐他不多做一些事情的。如果自身行事不正，使用臣下暴虐，与人相处没有信用，所行之事为天下人耻笑，这是不可再做的错事，明君是不做的。所以说：“行而不可再者，君不行也。”　　　不应该再说的错话，这种话没有信用；不应该再做的错事，这种事害人至深。出言而无道，人民就不肯归附；行事而害人至深，天下就怨声载道。人民不归附，天下怨声载道，这是导致灭亡的根源，所以是明君所禁忌的。所以说：“凡言之不可复，行之不可再者，有国者之大禁也。”